为什么说2015年是分布式光伏“元年”？

以往人权理论形塑了中国人权法学基本理论，然而又画地为牢限制了对自身的突破与更新，想要完成第二个超越需要用一种现实和未来为中心的关注视角来替代历史回溯的认识方法理解人权的动态革新。

盖古义天地之气，春生秋杀，行刑之官，即所以代天讨罪，故皆含秋意。因诉讼法采用重证主义，而预为储备证据之方法，亦可谓无微不至者矣。

乡士、遂士、县士，听断狱讼，皆须异其死刑之罪，而为文以举其罪法之要词，以职听于朝。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职，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臧。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人其书。嗣后道光二十九年，乃至咸丰二年，同治二年及至八年，均由律例馆将历年成案详加校订。

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经。周代刑法，因地域职事，而分为五种，亦谓之五刑。自倪正茂教授揭举批判与重建之帜、杨一凡教授拉开再认识之幕后，2013年，重新认识中华法系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由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承担。

美国学者韦格穆尔(John Henry Wigmore)于1923年发表《世界诸法系之发生消灭及传播》一文，将世界法系分为十六种。沿及于今，名虽有刑律、户律之分，而裁判之法常相混合，以州县行政官兼司法之权，故户婚财产不免刑讯，何论刑罪?[[24]]这一说法之中，还隐含着以刑为主、诸法合体之论。在词源上借助了西方生物分类学和人类学的术语，其英文为Genealogy of Law 和 Family of Law，Genealogy[[1]]和 Family 都有家族、世系、系谱、血缘、家系等含义。[[23]]梁文的视野中只认成文法，古代中国的成文法又只是律典，无成文民事法典，在法典主义的逻辑中，那就是无民法。

该文经作者进一步修订后，以《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误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质疑》[[41]]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这仅仅是逻辑结构上的需要，对于大多数读者说来，也许是多余。

晚年回归故里，著书立说，垂范乡间。以法典主义为评价标准。[[27]]前文说过，中国古代法重公法典轻私法典之说是日本学者浅井虎夫最早提出的。[[35]]后者是对前论的补充和修订。

他于1918年著《中国法制史》一书，严斥上述种种观点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近今法学家遂谓中国古代法律公法、私法不明，民事、刑事无别。 一、法系和中华法系法系一词，源自日文。[[22]]可惜，章氏质疑的套路是古而有之，其影响因子很弱。不过，论者所说的中国古代主要法典的编纂结构中的主要法典，就是律典。

本书所谓的中华法系学，指始自19世纪末，学者们运用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华法系所作的理论研究。此外，艾永明教授《中华法系以刑为主特点质疑》[[43]]一文，反驳法史界流行的以刑为主论，认为以刑为主论有三大偏颇:只注重历代律典，忽视了律以外的法律形式;只注重古代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的比较，忽视了与其他法律的比较;没有重视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变化。

这以后，日本及西方不少法学家风靡向之，德国学者柯勒尔(Joscf Kohler)和温格尔(Leopold Wenger)两人于1914年刊行《综合法制史》，将世界法系分为原始民族法、东洋民族法、希腊民族法三种。民国时期，梁启超弟子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程树德、丁元普，朱方等许多学者撰的中国法制史著作，[[13]]大多沿袭梁氏以大陆法系法理学框架容纳中国古代典籍材料的思路。

[[3]]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杨文进而指出，说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成文律典体系的特征同样不能成立。后一阶段乘思想解放之东风，一方面学习、移植欧美各种学派的法学理论;另一方面向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用力，开始认真反思前三十年乃至前一百年的研究范式与成说，形成多元并发、学术相长的可喜局面。鉴于这本小书有自己的主题和容量，就不展开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在时间上一以贯之，上下承续数千年;在空间上影响了周边的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国的法律体制，形成一个具备鲜明特征的东亚法文化圈。[[17]]陈顾远:《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台湾三民书局1969年版，第120-137页。

[[8]]纵观此后关于中华法系的种种议论，大抵不出梁氏所说的这两条。这种诸法合体的混合编纂形式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直到20世纪初清末修律才得以改变，这是和中国特有的国情分不开的……但是诸法合体的形式并不排除法律体系上的民事、行政和诉讼规范的存在和发展。

第一篇论文《中华法系特点探源》把中华法系的特点概括为五点。最早提出无民法论的，是梁启超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我国法律界，最不幸者，则私法部分全付阙如之一事也。

[[19]]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浅井氏的这一著作被译为中文。[[16]] 代表性著作有;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台湾正中书局1953年版;徐湛《中国法制史》，台湾联合书局1962年版;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台湾三民书局1964年版;戴炎辉《中国法制史概要》，台湾联合书局1960年版;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陈顾远《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台湾三民书局1969年版;黄秉心《中国刑法史》，台湾育光书局1972年版;张金鉴《中国法制史概要》，台湾正中书局1973年版;等等。

[[41]]杨一凡:《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误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20世纪40年代末，学术界呈现瓜果飘零的景象，陈顾远等法律史学人在台湾学术论坛仍继续着中华法系研究。它们无一例外信奉欧陆法理学。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工式提出Gene（基因）的概念，认为基因是执行遭传功能的基本单位。

文中将世界法系分为印度法族、支那法族、回回法族、英国法族、罗马法族。 四、律典体制说与诸法合体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个时期，诸法合体论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

梁启超中举后师从康有为，学研公羊学说。《法律评论》系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社于民国十二年(1923)创刊。

[[4]]作者一一论述了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古代国家的影响后，指出:在欧人未扶其坚船利炮东来之前，东亚大地之文化殆无不以中国为唯一之策源地，虽其摹仿之程度有深浅，影响之范围有广狭，而其核心则固中国民族数千年一贯相沿未改之精神，因壤地之邻近及交通之频繁遂移植四方，俨然足与欧洲之希腊、罗马执西方文化牛耳者分庭抗礼，法律特其一端耳。同样，法律史领域也成了上述之大陆法系法价值论及其中国化的形态-律典体制研究范式的靶场。

他在自叙中提到该文的参考书目，除中国古籍外，还有七种日本人所著书[[11]]。如薛祀光在《中国法系的特征及其将来》一文中说，中华法系有两大特性，第一是法律和道德非常接近，第二是刑罚非常繁重。有位叫章震福的学者在《古刑法质疑》中有古司法行政官与司法官分职说一节，其证之云:《尚书》载伯夷降典，折民唯刑，可见是司法行政官;皋陶作士,帝告以五刑，可见是司法官。第536页.[[7]]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

在讨论律典体制范式下的中华法系研究之前，先普及一下关于法系与中华法系的知识，算是一个预热活动。[[9]]参见俞荣根、龙大轩，吕志兴编著;《中国传统法学述论—基于国学视角》，北京大学出版杜2005年版。

梁启超有关中国法律史和中华法系的著作，虽然时间上与沈家本的著作有交集，甚至还早那么几年，但研究理路上已大相径庭。追寻这一影响足迹，还得从百科全书式的大师梁启超说起。

沈家本的这些著作中，虽然未曾直接论析中华法系，但他是从前中华法系学转向中华法系学的真正摆渡人,堪称我国中华法系研究的开山祖师。作者依据大量的法律史料作出立论:中国古代存在多种法律形式，各代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各自成篇，互不相属，自有其调整范围，怎能说是诸法合体呢?丰富的出土铭文及其他一手资料说明，'民刑不分观点是错误的。